五叔五婶
“咱们要去的寨子在哪儿？”
这是《冰点》编辑收到的一封来信，信中说：“我是湖南轻工业学校常德教学站的一名在校生，我来自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，我给你们讲述一个我五叔五婶的真实故事……”
先前，我五叔五婶辛勤劳动，披星戴月，还勉强可以养家糊口，供两个娃儿上学。可不幸的是，去年，我五婶染上了严重的乙肝。加上原来就很严重的妇科病，没钱买药，病情越来越重，一年多来，她一直卧病在床，生命垂危。但他们仍然咬着牙，想让两个娃儿考上大学。
我的两个弟弟学习都很争气，大弟陈长兵成绩很好，初中毕业，本可以上高中，考大学。因为没钱，只好以高出分数线40多分的成绩，报考了中专。小弟陈长将因为成绩优秀和竞赛获奖，提前被保送到全县最好的县民族中学。陈长兵开学要交学费了，1000多元呀！家里拿不出。为了凑足这笔学费，五叔挑着100多斤重的木柴，翻越几座大山，走30多里山路，天天到城里去卖，连挑了二十几天，才换回300元钱，但还是不够。要知道，那是在酷热的6月，我五叔也是有病在身，身高还不足一米六呀！
临行前，我给湖南的长沙、常德，打了多次电话，没有找到常德教学站，也没有寄信人陈长佼的音信。
来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，县委宣传部的同志听了我的介绍，说：“一个孩子的信，不可全信，也不可不信，不是给你泼冷水，他的信是不是编的，你也不知道。”
他们带我到县民族中学，按信中所说，五叔的小儿子陈长将，已提前被保送到这所全县最好的学校读书。
学校依山傍水，一栋栋漂亮的教学小楼，宽敞的操场，绿树成荫的校园小路。学生都是寄宿，每个学期，至少需要700多元，即便这样，能考上这所学校，也是全县多少万学生梦寐以求的，因为这里升学率很高，每年都有人直接被保送到全国重点大学读书。
校长失望地告诉我，翻遍学生记录，只有一个学生来自信中所说的清水乡沓湖村，但不是陈上将。没办法，我们只好由这个学生带路，到寨子里面去找五叔五婶。
号称十万大山的湖西，山连着山，绿色的山峰一座比一座高，吉普车从县城开出两个多小时，再也走不动了，眼前一条弯弯曲曲、只能走一人的狭窄山路，仰头看山顶，让人眼晕。我的腿有些发软，宣传部的同志在旁边打气：“上吧，爬上去，就能见到五叔五婶了。”
憋足最后一口气，我们终于爬上了山顶，看着山下的小人和小房子，真有坐飞机的感觉。我大汗淋漓，气喘吁吁。以为快到了，揉着腿肚子豪迈地问：“咱们要去的寨子在哪儿？”
带路的孩子伸手一指：“看，翻过去就是。”
天哪，那是一座更高的大山！我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再也不能动了。
我问带路的孩子：“这路没错吧？”
他笑了：“我每次回家都走，怎么会错？”
他看着我，“今天是有车，只爬十几里。平时从那边走，爬四座山，都比这个高，要三十多里呢。”
一行人四人，由于我的拖累，行进的速度越来越慢，穿过小溪，就歇一次，踩过水田，也喘一会儿。山区长大的宣传部田部长，已经坐在山顶等我们了。
“快爬上来吧，记者同志，我身边的就是陈长佼，他信里说的都是真的。”仰头望去，田部长的白衬衫，在山顶上摇晃。我一下来了精神。
“不供孩子上学，良心上过不去。”
编辑同志，我五婶病倒之后，家中的经济日见紧迫。五婶天天要吃药，两个弟弟在校寄宿，每月都要生活费。五叔东借西借，把家中能卖的都卖了。年初是一年农事最紧张的时期，买种子买化肥都要钱。到信用社借钱，家里有老帐，人家不借。借高利贷，又还不起。全家人看着五叔，欲哭无泪。
为了增加收入，五叔到山上开了几亩荒地，白天干完这边的活，夜里借着月光到山种花生。旱时，从山下一桶一桶往山上背水浇地。收花生时，扛着锄头挖到半夜。艰难的生活使五叔更衰弱了，五婶的病却在加重。她悲哀地说，我只怕命苦，享不到两个娃儿的福了。
迈过齐膝高的门坎，从有灶台的旁门进去，四面，漆着桐油的杉木墙壁闪闪发亮，里面清凉舒适，穿过两间房子向左一拐，便是高大的堂屋。堂屋右边的大房子，是男主人的卧室，左边一间，是女主人的。六扇巨大的木门吱呀呀推开，宽敞的堂屋立刻明亮起来。墙壁上，贴着鲜艳的奖状。下面，是整齐的条古地基，勤劳致富的红纸横幅，颜色还没有褪尽。
一个面色焦黄的女人，垂着头，扶着墙，吃力地迈过门坎，一步一步从里面挪出来，她冲我咧了咧嘴，无力地坐在角落里的小木椅上，不再抬头。蓬乱的头发，盖着浮肿的脸。已是六月天气，她还穿着旧棉衣，灰色的破棉絮，从两边袖口搭拉出来，肥大的旧裤子，补着颜色不相衬的大补丁。聚拢来的乡亲，都用怜悯的眼光看她。写信的陈长佼告诉我：“这就是我五婶。”
五叔陈远绍下田刚刚回来，背着大竹篓，矮矮的个子，说着难以听懂的当地土话。一身破旧的衣服，线背心漏着窟窿，光脚踩着双破解放鞋，没有鞋带，用两根稻草系着。鞋上沾满泥水。田部长拽了把椅子过来为我们充当翻译。
说起家里的事情，五叔很激动，声音很大。“这也是天灾人祸！去年两头大黄牛连着死了，今年和别人合买了一头小牛还不能耕地。他娘4年前就不好，这两年更厉害。孩子懂事，来信总问，爸爸，家里没有牛，可怎么办哪，借别人家的牛用，还得还人家的工，会累坏你的。家里的花生收了没有？收了以后一定挂起来，不挂会发霉的。”47岁的土家族汉子，大声嚷着，满脸带笑，泪水却顺着黑黑的脸，不断地流下来。
爸爸妈妈，我前不久写的信不知您收到没有？怎么还没有寄钱来，我现在没有钱了，已经借了别人40块，请您再给我寄些钱吧。
爸爸，现在家里够您忙的了吧？又没有牛，不知那几亩田怎样犁，秧已经种下了吧？地里的油菜有没有锄草？花生玉米都要种了，爸爸妈妈，多保重身体，不要让儿子放心不下……
爸爸，您再寄点钱给我娘买药吧，汇款来时，在汇款单上给我写几句话吧！对于一个远离家乡心中又有所牵挂的人来说，家书无疑是最好的慰籍。儿子长兵。
五叔能看懂儿子的信，却不会写回信。他能看懂儿子在要钱，五婶的病在要钱，却没有钱！他翻山越岭，卖柴卖炭，严重的支气管炎，使他爬山就像拉风箱。
五婶坐在堂屋的小椅子上，嗫嚅着说了一句什么，我一问田部长才知道，她说难受，想吃口糖。
“他娘得这病该吃点营养，买不起。医生开的药也吃不起。前两年她还能硬撑着帮我干点，现在咬牙也干不动了。每天只能躺着，就这么熬着。孩子天资好，不供他们上学，当父母的良心上过不去。”五叔吸着鼻子，边哭边说，伸直胳膊，用脏衣袖擦眼泪。五婶在旁边默默听着，一声不吭。
“毕业以后，把娘的病治好。”
亲爱的哥哥：
你知道吗？爸爸知道你要钱后，家里又没钱，就把花生种卖了60斤。二伯娘带去的50元，你千万不要用，留着下学期买衣服穿，下学期，我们家就没有钱给你了。
还记得你考上中专时的情景吗？爸爸妈妈都感到很高兴。舅妈奖给你一块手表，外婆冒着烈日为你送表。还有开学第一个月的生活费，是大伯伯奖给你的。你考上中专就像给家里撑起了一根柱子，亲戚们都为你高兴。请你千万不要辜负了爸爸妈妈对你的期望。
上次爸爸从你那回来，你期中考得不理想，我知道是因为仍然裤子被盗心里受影响。但亲戚们都问你的分数，爸爸实在不好开口，就说了个差不多，爸爸是为了你呀！爸爸起早摸黑，日夜操劳是为了你，你如果再不好好学习，争取考好期末考试，就对不起爸爸了。
最后再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，妈妈的病又反（犯）了，家里没钱，只好借钱买点药。哥哥，妈妈是在舍命让你读书啊！
弟弟 长将
“长兵初中毕业，老师让他考高中，说他有发展前途，能上大学，可家里没钱，没有办法，只能让他念中专。他为母求医，要报考自治州卫生学校。去年，他考了第二名，超过分数线40多分。你从小学习就好，老师的评语总是优点，他二伯伯开始不相信，说你这评语是不是假的？怎么写的都是优点？”五叔说到这，挂着满脸的泪，嘿嘿地笑出声来。
“长兵上学，每月要100元生活费，在学校里是最低的，可我只能给他几十元了。他舅妈看他学习好，奖励了一块手表，他把表卖了。他二伯伯奖励几十元钱，他也用上了。亲戚请他吃饭，怕他营养不够，给他夹菜，他吃两口就放下筷子说吃饱了。寒假回来，家里没钱，长兵就上山，找被雪压倒的树，拖回来，找来木匠，做成小椅子，挑到城里去卖。”
在灶房的屋顶上，还挂着几个没卖完的小木椅，墙上有墨写数字，记着做了多少，卖了多少。小木椅做工精致，但在偏远的山区，也只能卖到5元钱。
在自治州首府吉首卫生学校，我见到了16岁的陈长兵。他个子很矮，穿着整齐，梳着中分头。和五叔正相反，他很不爱讲话，却总是笑眯眯的。
我问他：“家里情况，你都知道吗？”
“知道。我一定好好读书。”
“你的学习成绩怎样？”
“还可以吧。”
“将来准备怎么办？”
“毕业以后，把娘的病治好。”
学校学生科的同志，给我看了他的成绩表，陈长兵每学期的成绩，在班里都是前几名，但还没有达到获奖学金的标准。
中午，我请陈长兵吃饭。饭桌上，我对长兵说：“如果你能再努力一下，得到甲等奖学金，一年就可以替家里减轻160元的经济负担。”
他垂着头，没有说话。
“如果长将上了民族中学，学里更紧了，不能给你那么多生活费了。”
“我省着点，自己克服。”
“你多长时间没回去了？”
“寒假回来再没回去，回去没有钱。”
“你娘的病情现在怎样，你了解么？”
“不太了解，她现在怎样了？”
“她病得很重。”
长兵放下饭碗不说话了。
“如果家里实在供不起你们两人读书，怎么办？”
“那，那我就退学，让弟弟读，他比我有前途。”
“你舍得么？
“……”
猛抬头，我突然打住，不敢再问了。长兵的鼻翼正在急促地扇动，泪水已经直滴到碗里，他在努力控制自己，不哭出声来。
外面漆黑的星空，使我想起家乡的爸爸妈妈，此时劳累了一天的爸爸，又在为明天的生计发愁。为了我娘的病，为了我和弟弟的学习，繁重的劳动压在您的身上，我是大儿子，我对不起您！您劳累了大半辈子，没有添置过一件好点的衣服，买过一双鞋子，睡过一次安稳觉，连一顿肉都没吃饱过。爸爸！我知道您这是为什么。我做错了事，您从不骂我，您知道我长大了。爸爸，您的苦心我懂，我懂！
淅淅沥沥的春雨下个不停。今天是三八妇女节，是全世界妇女为之欢腾的日子，可是我的妈妈，却在辗转呻吟忍受煎熬。妈妈，我一闭上眼睛，就看见您憔悴的脸，几十年的辛苦，你没有享过一点福，现在病魔缠身，为了我们，您付出了全部。妈妈，我真恨自己，为什么不早生几年，早一点为您分忧，早一点挣钱给您治病，妈妈，我为什么这么小呀！期末考试，化学考得不理想，没有达到前十名。为了日后的发展，必须学好化学。在不久的将来，中专生必将被淘汰，社会需要更高层次的人才，迫使我从现在开始，把基础打好，为将来的自学高考做准备。在今年，一定要报名参加自学考试，争取在中专毕业时，把大学课程也攻下来。坚决戒掉电视。每月再省下20元生活费存入银行。每晚临睡前做俯卧撑。每周读一本世界名著。记住，为前10名奋斗！为奖学金努力！不乱花一分钱！
“这孩子太懂事了！”
“家里还有长兵和长将的来信吗？”我问五叔。
“有，有。”五叔忙不迭地端出一个大竹箩，在里面翻找着，“看，这是长将的优秀少先队员将章，这是长兵的毕业证。”接着，他又抱着一个大抽屉，“看，这就是他俩的书。”
有长兵和长将过去的课本，都保存得非常完好，能看出两兄弟的认真和仔细。
但是长兵和长将的来信，大多被五叔五婶上厕所用掉了。“唉，我不知道这信还有用。”五叔有些着急。
我看着满墙的奖状说：“别找了，有这些就足够了。”
“是啊是啊，你看，这些都是长将的。”五叔直起身，骄傲地指着墙上。
由于两个孩子，五叔五婶没少在乡亲们面前风光，为这些，他们可以舍却性命。但实在过不下去的时候，实在扛不住的时候，五叔曾经狠着心找到长将的老师，提出让长将休学一年，帮助家里做点事。学校的老师和校长一听就急了，成绩这样好的孩子，怎么可以休学呢？他们坚决不同意。“钱不够，我们找希望工程。”
但是，一年过去了，希望工程没有消息。在些期间，倒是长将参加了县里和自治州的数学语文竞赛，获得一二等奖。县民族中学的两位校长看到长将的成绩，专门来调查，定下保送的事情。这是喜事，对五叔来说，却悲从中来。上民族中学，每学期700多元的费用，从哪里来呢？今年，长将的120元学费就已经交不上了。五叔又一次找到学校，怯生生地问学费能不能缓交。老师们难过极了，同情之下，却无力相助。学校终归不是慈善机构。尽了最大可能，只减免了30元学杂费。
陈长将的小学校长激动地给我介绍：“这个孩子太懂事了，成绩在学校里每年都是第一名，每个科任老师对他印象都很好。全乡数学语文竞赛，他总是第一名。全县奥林匹克数学竞赛，他是一等奖。他不仅是班长，还是中队长。县民族中学为保送的事来过两次，第一次要三个，有他。第二次要两个，也有他。保送的合同已经签了，还没有告诉他，为的是让他踏实地参加期末考试。”
学校的瞿书记在旁边有些不平：“世上的事就这么凑巧，学生素质好的，念不了，脑子条件差的，却老是有钱念书。我已经写了一篇论文，专门论述这个问题。先天素质一样的孩子，在乡村里读书，必然受客观环境的限制。”
12岁的陈长将，身材矮小得可怜，像个七八岁的孩子。双肩向前扣着，有些驼背。谈话时，脸上始终没有一些笑容，比起哥哥，他的心理压力似乎更重一些。但据乡亲们说，长将过去是个活泼开朗的孩子，爱说爱笑，招人喜爱，寨子里的人都愿意逗他玩，给他东西吃。此时他坐着小板凳，双手规矩地放在膝盖上，身子挺得笔直，一句一句简短地回答我的问题。
“长将，你多长时间回家一次？”
“两个星期。”
“回家都做些什么呢？”
“帮爸爸妈妈炒菜做饭放牛。”
“你能做饭？你够得着灶台吗？”
“够得着，站在板凳上。”
“你的衣服是谁给你买的呀？”
“哥哥穿过的。”
“鞋子呢？”
“爸爸买的。”
“你每月多少生活费呀？”
“一周6元。”
“你想上民族中学吗？”
“想去，可是……可是我家没钱。”
我低头记着，突然发现声音不对，再一抬头，小小的孩子正使劲仰头望着屋顶，泪水就在眼角边上，却不让它流出来。
我心头一阵酸痛，强控制着自己，转向校长。校长红着眼睛说：“每到星期日，住校学生都在操场上玩，只有他一个人，在教室里看书。上次他爸爸来了，想让他休学。这样的孩子，我们不能让他休学！希望工程只资助五年级以下的学生，他今年六年级了，没有办法了。”
在上五年级时，长将每周的生活费曾经只有5元。他自己悄悄每周省下1元，攒到20元时，他捏着钱，小心翼翼地交给父亲：“爸爸，我的棉衣实在不能穿了，能不能给我买新的？”
五叔看着孩子手里的钱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你咬牙又加上20元，给懂事的儿子添了件新棉衣。
来到宿舍，在长将的炕头，有一只破木箱，打开之后，里面只有一件换洗的单衣，一个饭盒，和几本《小蜜蜂》杂志。
我问长将：“这杂志谁给你买的。”
“我自己订的。”
12岁的孩子，每周几元钱的生活费，他省吃俭用，为自己订了这本杂志。
“我不想休学，阿姨。”长将突然对我说：“我想上民族中学。”说着他又把头仰起来，看着屋顶。我不敢再看他。
临走，我掏出钱塞给长将。
“阿姨，我不要，我有。”
“你有什么！”我再也说不出话来。
瘦小的身影，迈着迟缓的步子，回到同学中去了。在一片欢声笑语中，陈长将没有再回头看我。
“要是卖掉房子，还能混一阵儿。”
中午时分，在五叔的堂屋里，小饭桌摆好，一顿午饭，是五叔的几个兄弟分头凑的。老大拿来的鸡蛋，老二拿来的肉，老六出的豆瓣，青菜、花生米和米饭是五叔自己的。
五婶怕自己的乙肝传染别人，端着饭碗远远地坐在一边。她没有一点食欲，夹着一根青菜，看了半天，又放回碗里。
五叔的花生地，在对面一座大山上，远远看去，绿色当中，只有一块小小的浅黄色，这边地里的油菜籽，刚刚放倒一半，绿色的蒜苗，长得正高，五叔掐一根蒜苗，含在嘴里，“这块的蒜，已经卖了90元，估计还能卖上100元。”
“熬着吧，我们快熬出来了。”五叔端着饭碗充满希望地说，“我们想把房子便宜些卖掉，就是没人买，现在时兴住砖了，没人再要这木屋。要是能卖掉还能混一阵儿，再熬3年，等长兵毕了业，就混过去了。”
3年！长兵开学的1000多元学费至今没有还上。已经6月了，长将上民族中学第一学期的700多元还没有着落。3年，五婶的病能熬到哪一天？五叔的身体能撑到哪一天？长兵和长将在这3年中，能踏实地呆在课堂里吗？
在这个寨子里，五叔五婶的勤劳曾经是远近闻名的，他们的家境曾经是令人羡慕的。几个兄弟分家时，五叔只分到3口铁锅，他们白手起家，用自己的汗水，盖起了气派的房子，买来了两头黄牛，养育了两个聪明懂事的孩子。
“实在熬不下去，他俩就只好有一个退学了。”五叔拿筷子的手突然停在空中。
吃过饭，我们就要上路。我掏出100元钱，田部长和另外一个同志也掏出钱来，我们凑在一起，交给五叔。
五叔的眼睛一下睁得大大的。他没有推辞，抓过钱来，使劲在手里窝来折去，又紧紧握住，从左手到右手，右手到左手，嘻嘻笑着，一句话也不说。
他实在太需要了！
离开村寨时，五叔没有送我们，他急匆匆地向我们招了招手，就小跑着向田里奔去。再回身时，已没有了他瘦小的身影，只有五婶面朝着我们，歪靠在墙上。
我不知道，在这苍莽的十万大山中，还有多少五叔五婶这样的父母，还有多少长兵长将这样的孩子。
（记者手记）他们是我的父老兄弟
从大山里回来，我给编辑打了个电话，第一句话就是：“活在北京，有罪啊。”当时，这确是我的真实想法。
坐在回来的火车上，我重又翻开孩子的日记，泪水不自觉地流下来，我害怕回想在大山里看到的一切，害怕回想两个孩子抑制眼泪的样子，我难以设想五叔五婶一家的将来。回到北京，很长时间，我无法坐下来写作，打开电脑，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，我怕这样会影响文章的效果。
我们生活在城市里，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总是不满意，我们总嫌挣得太少花得太多，我们整日怨天尤人……但从大山里回来，我这样问自己，我们真的活得那么不如意吗？
文章见报之后，编辑部电话不断，人们流着眼泪捐款捐物，中央广播电台连续播出一周后，捐助热浪达到最高潮，老天是公平的，五叔五婶长兵长将终于有救了。
后来曾有人问我，你的文章怎么会写得那样感人？还有人来信说，一名女记者，仅凭一封信，不远千里，几经周折，翻山越岭，去采访深山中两位农民。这不仅仅是一个报刊、一个女记者与两个农民的故事，它反映了近年来的一种文化现象——文化的回归。而我的想法却很简单，“因为他们是我的父老兄弟”。
至今我还记得，在报社的一次活动大会上，五叔作为特邀嘉宾，坐飞机来到北京，他头上缠着厚厚的土家族布巾，憨憨地笑着，他送给我一面锦旗，上面写着“人民的好记者”，他一个劲儿地称我为他们家的救命恩人，不知为什么，听到这话我很难受，在文章末尾，我曾经写到：“我不知道在这苍莽的十万大山中，还有多少五叔五婶这样的父母，还有多少长兵长将这样的孩子。”
如今，几年过去了，我仍要说，我不知道，还有多少父老兄弟，仍匍匐在干裂的土地上辛勤劳作着，他们的劳动所得，不足以养活自己，更甭提提供养孩子上学，而他们当中许多人，将永无可能得到五叔五婶这样的好运！
编辑手记
没过多久，蔡平又写出一篇东西。题材之寻常，使人对后来引起的巨大轰动一时难以理解。
《冰点》办了数月之后，因信息渠道不畅，我们很少能获知有关农村的题材线索。不少读者也来信建议我们加强这方面的报道。从此，我更加留意有关农村的蛛丝马迹。
有一天，我拆阅读者来信，有一封厚厚的信。本来，这只是一篇读后感，是对我们的另一篇报道《孤儿院不是我的家》的反馈。这位读者在来信中说这些孤儿的命运使他想起了他的两个堂弟。两个孩子都是天资聪明、成绩拔尖的学生，但因家境贫困，母亲病重，已无力支撑学业，马上就要失学了。他在信中说：这是我五叔的孩子，五叔为了凑足这笔学费，挑着100多斤重的木柴，翻越几座大山，天天到城里去卖，连挑了二十几天，才换回300元钱，还是远远不够。要知道，那是在酷热的6月，我五叔也是有病在身，身高还不足一米六呀！写信人来自湖南湘西土家族自治州。
“湘西？原来那里可是土匪出没的地方啊。”我想，“这个事儿有什么价值吗？”
没有。我很快得出结论。理由是，关于希望工程的报道早已经铺天盖地，人们对贫困农村尚有大批不能上学的儿童的情况已经非常了解，何况还有解海龙拍的那么多震撼人心的图片。但是，《冰点》的农村报道确实太少了。好不容易来了个有名有姓的线索，我实在难以割舍。想来想去，还是决定去。
让蔡平接这个活儿。她问：“这五叔在哪儿呢？”我说：“我也不知道，总之是在大山里。你先找到这个写信人，就可以打听出五叔到底在哪儿。”
蔡平出发了。奇怪的是，她一走就没了音信，按照规矩，记者到达采访对象所在地时必须向编辑部通报已经到达，并留下联系方式。两天，三天，五天过去了，蔡平还是没有音信。我有点着急：别真是让土匪给劫了。
给她家打电话，她家里竟也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。这一下我更急了，但是毫无办法。一直等到十天过后，蔡平电话来了，告知采访结束了。
“情况怎么样？”我着急地问。
“活在北京，有罪啊！”蔡平脱口而出。
我不禁愣住。
蔡平这次采访，真是吃了大苦。五叔果然住在大山深处，吉普车开到一个山脚下，县委宣传部部长陪着蔡平开始爬山，翻过一座，又是一座，蔡平说：“我都累得走不动了，问部长：快到了吧？部长说：快了快了，翻过前面那座大山就到了。我一听，一屁股就坐在地上……”我们大笑。
这次采访深深打动了蔡平。她采访两个孩子的时候，孩子哭，她也掉眼泪，竟产生了“活在北京优哉游哉地简直是一种罪恶”的感觉。我相信，如果她有这种感觉，一定能拿出像样的报道。
稿件出来了。编完。出大样。送周志春。我去取大样时，志春吸了口气对我说：“这篇可真是‘冰点’啊！”
我问：“怎么？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他笑着说：“要搁以前，这叫丑化社会主义形象，得打成右派。”
“这什么年月了？”我笑着说，“你还心有余悸呢！”
这篇报道预计在6月28日见报，我没有等到这一天，和志春两人匆匆上路，去参加从武汉开往重庆的一条江轮上召开的1995年部分记者“片会”。
沿长江逆流而上，白天开会，晚上喝酒，我还是惦记着这篇《五叔五婶》。6月28日，船停在奉节县，我们上岸游览，猛然看见船务局一位码头工作人员正在看本报，我抓过来一看，今天竟没有《冰点》，顿时汗就下来了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真应了志春的话？有‘丑化’嫌疑被老徐给撤了？”
6月29日下午，船到重庆，一住进宾馆，我就给报社的琮琮打电话，问：“《五叔五婶》为什么没有登出来？给毙了吗？”
琮琮在电话里大笑：“没有，是别的部门有个急事儿临时倒了一下版，《冰点》晚出一天。”
还没等我问有什么读者反应，琮琮就在电话里告诉我：办公室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，一开始他们还记录来电次数，后来就根本顾不得了。“反响比《粪桶》还要强烈，真是邪乎了。”
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，但仍对这种反应强度毫无思想准备。
第二天，从重庆飞回北京，直奔报社。一进办公室，我就被来电淹没了。电话大多干脆而又简单：地址，我们要五叔五婶的地址。
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，来电来信简直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“灾难”。光是回信的信封，我们就写了1000多个。写信封写得手指头都痉挛。中央电视台一位女主持人跑到报社来，“砰”地推开门，掏出2000块钱，砸在我的桌子上：“大同，别人的我不管；我的，你得给我送到！”
蔡平采访结束后跟我说的那句“有罪”的话，成为这篇文章的题记的一部分。没想到，很多读者看完报道打电话给我们时，竟用和蔡平一模一样的口气说：“活在深圳，有罪啊”，“活在武汉，有罪啊”，“活在广州，有罪啊”……
给五叔五婶的捐款源源不断地寄到报社，每笔数额都不大，但多不署真名：“热心”、“同情”、“穷人帮穷人”……真让人感叹不已。
有一天，我接到了一个电话，声音听起来很稳重，是个中年男士。“我是一位老同志的秘书，这位老同志看了《五叔五婶》的报道，心里很难过，说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，寄去2000元，请一定转送给他们。”我请他告诉我这位老同志的姓名，他说：“不能说。”我明白了，按惯例，这是一位“革命家”级的中央领导。
又一天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《新闻纵横》栏目给我来电话，问有关五叔五婶的报道的全过程。我做了详细回答。没想到我上了他们的套儿，他们把我的电话谈话悄悄录了音。原来，他们被这篇报道深深感动，请最好的播音员声情并茂地播出，引起听众的强烈反响。于是，他们索性做大，请蔡平到电台去当嘉宾，播出了对我的电话采访，有大量的听众参与进来，再次重播报道全文。前后整整做了一个星期。后来电台的一个台长见到老徐，说：“这是中央台从来没有过的轰动反应。”
电台的广播又掀起了一轮捐助热潮，后来连外资药厂都参与了进来，为五婶的病无偿提供特效药。捐款共达17万多元，还有大量的物品：食物、衣服、营养品……那儿的邮局说，从来就没接到过这么多东西。
仅仅一篇报道，彻底解决了五叔五婶的困境：两个孩子复学了，五婶的病治好了，五叔用余款开了一家小商店，生活有了极大改善。后来，在报社45周年社庆的时候，作为报社近年里的“十大新闻人物”，由报社出钱，专门请五叔带着一个孩子到北京参加社庆。五叔一身青布衣衫，头上戴着青色的土家族头巾，跑到办公室看我。还给蔡平送来了一面大大的锦旗，上面绣着五个金色的大字：人民的记者。
五叔对我说：“我这辈子连火车都没见过，这次却坐上飞机来了。”他让孩子给我跪下磕头，我赶紧扶起孩子，禁不住热泪盈眶。
事后，作为一个编辑，我开始反复研究这篇并不具有新闻价值的报道：究竟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始料不及的巨大轰动？看来看去，也只是看出两个字：真实。绝对的真实。
在技术上，这篇报道实际上打动人的就是三次关于眼泪的描写。
五叔的眼泪：“满脸带笑，泪水却顺着黑黑的脸不断地流下来……”
大儿子长兵的眼泪：“长兵的鼻翼正在急促地扇动，泪水已经直滴到碗里，他在努力控制自己不哭出声来……”
小儿子长将的眼泪：“我低头记着，突然发现声音不对，再一抬头，小小的孩子正使劲仰头望着屋顶，泪水就在眼角边上，却不让它流出来……”
蔡平有一只眼睛不好，对细节的观察却惊人敏锐。在离开五叔家的时候，她掏出100元钱交给五叔。她写道：“五叔的眼睛一下睁得大大的。他没有推辞，抓过钱来，使劲在手里窝来折去，又紧紧握住，从左手转到右手，右手转到左手，嘻嘻笑着，一句话也不说。”
我确信，正是这些细致入微的细节白描，深深地打动了人心。这正是文字的魅力。纯粹图像的报道，绝不可能产生这样的效果，因为图像不能让人产生想像的空间。
这篇报道出奇的成功，使我感受到一种真实的社会心理。这个社会上有太多善良的人们需要施善，他们从给予中才能感到快乐，感到自己做人的价值。这是一个社会最为珍贵的道德资源。五叔五婶恰好为他们提供了这种情怀宣泄的对象……
